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激活”过程，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觉醒”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启蒙、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过程，是中华文明洗去旧日尘埃重放光明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理性、仁爱、包容、有教无类、选贤与能等精神，成为18世纪欧陆启蒙思想资源。但在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时代，这种中国的人文传统仍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自我更新，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晚清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而最终以文化革命的方式爆发，这就是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接过了文化启蒙与文化革命旗帜，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倡导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列主义强大思想武器，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走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

　　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也强调民族的独立、尊严与特性，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中国文化应当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是错误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当然，这种民族形式也必须是科学的，经得起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要用科学方法来清理古代创造的灿烂文化，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最后，这种文化也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必须接近民众。中国共产党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精神，倡导白话文，改革文字，推动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动员大批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走进工农的生活，形成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实现人民大众的文化普及与提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缺点，克服了其中的形式主义、洋八股等消极因素，克服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以实事求是的启蒙精神，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守着中华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认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正是这种“深相结合”，才可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产生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的文化成就，才可能以此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成功。

　　政治革命的成功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1956年毛泽东强调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做第二次结合。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将这种结合运用于文化领域，强调文化、艺术要以中国的为基础吸收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此后进一步概括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文化实践与探索，在吸取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开拓进取的文化实践基础上，我们党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它克服了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左”的和右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贯通、相互融合，保持了历史连续性与动态发展格局，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明意识的觉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的“四个走出来”、关于中国特色的“四个讲清楚”、关于“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等一系列论述，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觉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文化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根源与文明意义的理论觉醒，是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新文明观的历史总结。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文明蒙尘”的历史意识，始终不忘民族复兴使命，具有毛泽东讲的“光复旧物”的坚强决心，坚持自力更生与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才可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与一主多元的文化生态，有力推动了数字传播技术时代的文化发展与文明交流时代的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这套文化制度与文化生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确立的文化体制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逐步构建起来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党，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文化动员与文化传播。党的一大就对宣传机构与宣传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局设立宣传部，李达负责宣传工作。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此外，改组《新青年》为党的理论宣传刊物，并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以及《前锋》《共产党》《劳动界》《中国青年》《妇女声》等刊物，各地创办中俄通讯社、劳动通讯社、人民通讯社等。大革命时期，成立中央出版部与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创办《热血日报》《中国工人》《妇女周报》等，并在汉口、上海设立长江书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人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所以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创办《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斗争》等苏区党的机关报和《红色中华》《苏维埃文化》等政府机关报，同时创办红色中华通讯社。苏维埃政府还设立教育部，负责苏区文化建设工作（各省设文化部，各县设文化科），设立中央出版局，负责图书出版事业，并成立工农剧社、蓝衫团、高尔基艺术学校等，在国统区设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左联和其他进步文化运动。这是文化体制草创期。

　　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在苏区文化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文化体制的雏形，并得到系统化、公开化发展。党报党刊功能与新闻舆论地位被凸显出来，一批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新闻媒体诞生了。1937年《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新中华报》又与《今日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创办大报—《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整风运动后，1942年《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增强了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华社，1941年开始在各根据地建立多个分社，统一各地的对外宣传，在新闻收集与舆论引导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曾全文播发《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一年后首次用日语播音，开始了对外广播事业。此外，还创办了《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重要理论刊物，同时加强了对《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的领导。图书出版发行方面，创办新华书店，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又改为中央出版局）领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则代表政府工作，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负责文化工作。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延安新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延安电影团等各种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中央党校与马列研究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也建立起来，分别负责干部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此外成立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高举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帜，促进文化统一战线。

　　1943年3月20日，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撤销中央党报委员会。作为一个处理宣传、文化、教育的办事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和中央出版局，宣传委员会书记为毛泽东。由此可见，延安文化体制凸显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宣传部的职能凸显，统管中央出版局、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后来的出版委员会、《人民日报》、电影局都归口中央宣传部管理。这一战时文化领导体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仍保持统战的弹性与活泼的文化生态，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制度，具有强大的文化动员力，为取得新民主主义文化成就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体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接管一些大城市旧的文化机构的基础上，实现了党对文化领导的国家化。1949年政务院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原中央宣传部的一些职能划归国务院，如新华社改为国家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广播事业局，均隶属新闻总署，出版委员会取消，在出版总署下成立出版局，电影局隶属文化部。但经过1952年与1954年两次调整，新闻与出版两个总署都被取消，出版局划归文化部，而新闻事业重归中央宣传部领导。改革开放后，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管理一度在国务院领导下相对独立，但201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除了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外，其他都归口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此外，中央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加上原有的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求是杂志社等都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这样，新的文化领导体制已大大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而中央宣传部重新成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领导机构。

　　这种党主导的文化领导体制与延安以后形成的文化体制保持了一定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强调意识形态的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是战时文化斗争与文化动员的需要，而今天则是数字传播技术时代媒体融合、文化传播与文化斗争的需要，都要破除条块分割。但是，今天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管理体制上已发生了深刻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领导体制虽然有许多调整与创新，但管理上依然由战时延续而来，同时又缺乏当时统战弹性与文化生态的补充。因此，它虽然有强大的动员力，但其指令性、计划性管理缺乏活力，严重制约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不相适应。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管理部门于1988年正式提出“文化市场”概念。党的十四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课题，1998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开始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历经10年按照路线图、时间表基本完成改革目标。截至2012年9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6950家，核销事业编制29.4万个；全国有580家出版社、3000多家新华书店、850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57家广电系统所属电视剧制作机构、38家党报党刊发行单位已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文化系统2103家有改革任务的国有文艺院团有2093家完成改革任务；3388种应转企改制的非时政类报刊有3041种完成改制；全国除新疆、西藏、青海外应改制的重点新闻网站，有80%完成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更加重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规范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文化立法，使《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得以颁布实施，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足中华文明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培育了多元文化市场主体，转变了政府职能，改善了宏观管理，既加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创造出一主多元的文化治理结构与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生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主多元的文化体制的同时，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探索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建党百年来，我们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形成了三大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融通创新与话语建构奠定了学术基础。

　　党成立伊始就动员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翻译、研究与传播马列经典。马列经典的翻译与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两个中文版的翻译与研究，造就了一套广为流传的理论话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陈望道、李达、艾思奇、郭大力、王亚南等名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鲁迅、瞿秋白、郑振铎、成仿吾、胡风、冯雪峰、周扬、胡乔木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研究也深刻影响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毛泽东高度重视和支持范文澜的经学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设立中国历史研究室后，范文澜任研究室主任，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重视古籍整理，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大批古籍。根据1984年统计，新中国成立30多年整理出版了2000多种古籍。此外，也加强了对中国古代文史哲政经的多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成果。改革开放后，“国学热”兴起，党及时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学术机构与人才队伍，传统文化话语被激活，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基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外国的古代文化包括启蒙时代的文化，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外国学术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不断活跃起来，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华东师大与华夏出版社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经过100多年的西学东渐特别是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学术界与互联网上广为传播，已塑造了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框架，成为我们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它深刻改变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是中国思想现代化与文化创造的必要资源。 

　　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拥有30多个一级学科、400多个二级学科，各种重点研究机构达到3640个，研究人员超过51.3万人，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学者。但是，能够充分利用三大话语体系进行融通创新的学术人才并不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思想性人才更少，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思想创新。毛泽东思想就具有这种跨学科的思想贡献。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思想家，与他的广泛阅读、博通三大话语有密切关系。除了众所周知的马列理论、传统文史哲的修养外，他还接触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尔文、斯密、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穆勒、斯宾塞、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或作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进行融通创新，而建党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这种融通创新注入了活力与动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开了广阔前景。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集中了大批文化人。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过程中，成长起一大批著名文化人，推动现代文学运动。郑振铎、茅盾的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倡导革命文学，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的创造社，后期转向革命文学。1930年代成立了左联，团结和动员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左翼作家，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巴金、老舍、曹禺等也是当时的进步文学运动作家。以田汉、夏衍、阳翰笙、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在戏剧、电影、音乐领域创作了大量光辉作品，如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  

　　延安吸引了艾青、萧军、丁玲等大批作家，聚集在“鲁艺”的旗帜下。在毛泽东